“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批评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是强迫签字”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南宁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开始,到22日结束。我是在17日以后,因讨论三峡问题参加会议的,竟意外地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从此就卷入了“大跃进”的漩涡之中。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⑩

针对苏共二十大出现的问题,波匈事件的教训,以及国内几处城乡学生请愿、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主要考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问题。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根据党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的,第一次从国际共运范围内提出两类矛盾问题。在1月下旬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是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讲12个问题中,有一半是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如两类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与此有关的,这个讲话随后向广大干部传达了,有着广泛的影响。随后三四月间毛泽东经天津南下,一路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会上虽然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每次反复强调的还是以下观点:全党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是八大作了结论的;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时刘少奇也沿西线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说人民闹事,罢工游行请愿,多由于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并且谈到如出现下述四种情况,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1、党犯了长期路线上错误;2、处理方法错了,如用镇压等;3、反革命利用;4、党内有人领导。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办法,和风细雨来解决;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观点,这时是比较一致的,都反映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②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对《正处》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

还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期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的。“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①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②。随后在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强调指出:要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任务③。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党外积极批评共产党在这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文件强调,用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批评。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要求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改一下”,不然官僚主义等永远不得解决。并且提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样,一年多来,党的一系列决策和号召,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确实如和风细雨,侵润着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田。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略事休息,便在下午一时乘飞机前往上海。先游了一会儿水。下午五时,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第五,关于党的建设,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鉴于国际共运和党的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全党要健全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首先,是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对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戒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②毛泽东关于印发6月4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57年6月6日。

南宁会议可说是当年“大跃进”的序幕。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外,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各大区并中南各省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史向生、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26人中,健在的屈指可数了。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怎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其次,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总结了“一五”期间的成功实践,以及1956年坚持反冒进的经验,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要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等等。薄一波在大会发言中,根据1953年到1956年的跟踪经验,提到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③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照搬苏联的一套,156项骨干工程由苏联援助,整个计划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好。这些做法,虽然当年只能如此,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三大改造已经不同于苏联,尤其在农业改造中,大加批判实际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之后,农业改造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敲锣打鼓,3年完成了原来15年设想之事。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某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最主要的一条即到1967年,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黄河以北400斤、黄淮500斤、淮南800斤。按此计算,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1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的80%,棉花为1亿担,更超过1倍多。同时,又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491页。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扩大党内外民主生活,改善有关制度,已成为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各部汇报时,介绍了刘少奇说的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之后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谈到:“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鉴于文化科学领域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左’倾思想,也曾受到苏联在这方面粗暴干预等不良影响,毛泽东在研究十大关系过程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著名的“双百”方针,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作了说明: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样办。在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李森科,非李森科,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都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随后,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双百方针不仅在文艺界和科学界,也在全国文教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眼界顿时开阔起来,思想顿时活跃起来。1957年1月间,在党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此方针的怀疑和某些消极的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先后两次谈到: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双百方针很不理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随后在2月和3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双百”方针,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以上引述有关双百方针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服务。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③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报告,本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双百”方针。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种更加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在讲话时,本来想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应该向科学技术进军,开展技术革命。可是,1957年6月19日,此文作为正要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文件发表时,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从而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情况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种同八大相背离的思想理论,成为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步步升级的嚆矢。同时,在文章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显然是为了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以政治标准作为统率一切争论,包括思想、理论、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不同观点的是非标准,不仅难以真正辨别是非,而且以政治手段、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开了方便之门。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即是将许多从善出发向党提建议的人,当作敌人,打成政治上的右派。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起来的“思想战线的大革命”,就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历史经验来看,判断是非的标准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不能离开这个准绳,而随意“以言定罪”。这个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①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7年6月3日)。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都是经过中央集体反复研究并经毛泽东审定的。这三大报告和有关决议,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

  又说: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总之,新中国刚刚成立7年,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国内外有利条件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在探索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认为国家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而向自然开战,即发展生产力的斗争,同时也要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开放,同生产力同步发展。像我们这些当年在经济战线上做具体工作的人,从自己日常业务中,更是理所当然这样认识和理解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同那些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自己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问题解决。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第四,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写入了八大文件。“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为健全国家的法制,要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干涉。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④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⑦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批评反冒进,“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六月八日和十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⑥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⑦

反冒进问题的前因后果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由于“右派言论”中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一类的语言,有许多批评冒进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从此将“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将冒进与保守同左与右、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总之,将政治意识与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思想与经济领域,从而经济生活必须以政治挂帅,无处不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了。于是,八大的正确路线,从政治思想、经济政策,到党的建设,民主法制等等方面,逐渐为另一种“左”的思想、政策和路线所替代了。

  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⑤

  第八节有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吸收了南下谈话的内容,并根据新近暴露出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的描述。此后几天,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三次补充修改,形成最后正式发表的定稿。

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过了二十四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②

①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1956年2月到4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的汇报,为党的八大和二五计划的制定,作调查研究准备。在汇报中,除了各业务部门本身的具体问题外,涉及到经济建设中许多全局性的问题,当时适逢苏共二十大召开,期大林的盖子揭开。在经济建设上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等等,问题甚多。他们两人在听取汇报时,都有许多重要的精辟的插话,说明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新的设想,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样边听边议,最后毛泽东总结为十大关系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之后,随即于5月间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之间利益;优先发展生产资料时,必须同时注意生活资料尤其粮食的生产,提出农业与工业并举的方针等。其次,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以支援内地。第三,经济管理体制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同时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第四,在中国同外国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也是八大文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依据。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早在1955年夏,国务院曾根据各部的设想,讨论并编制过15年(1953——196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1967年,粮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5600万担,钢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5年平均年增长9.5%。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在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毛泽东这样明确说道:“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7日)。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高潮》一书正式出版,毛泽东上述思想在党的会议上传达,立即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工业建设应力求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这四个内容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字,是由周恩来、李富春、毛泽东先后提出并最后形成的。但他们提出时着眼点不同,毛泽东强调多与快,周恩来则强调全面掌握。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从而使得各级计划部门和经济部门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大上基建项目和增加基建投资,职工一年增加200多万人,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1956年1月中旬,在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随后2月间,在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由周恩来主持,几次压缩指标,压缩年度基建投资,反对盲目冒进。他还这样谈到:“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①。经过这样“促退”之后,1956年的基建投资仍比上年增长60%,当年基建多用了20亿元,市场多售粮110亿,财政和信贷多支出30亿元(占财政支出1/10),不得不多发了10多亿元票子,造成国家财政的紧张。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

经过几年的反复变化,毛泽东终于放弃了一度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达到的正确共识,而不同意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回到自己这样一种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错误看法,据此来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从反冒进入手,首先力求以多快为主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并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无畏精神,动员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促成“大跃进”的到来。

  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等座谈。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了座谈会。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⑧

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怎样从小民主的小鸣小放转到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和风细雨怎样变成疾风暴雨?早春的天空为何黑云乱翻,乃至“黑云压城城欲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忽然变成“惊涛骇浪”?“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意见”①,怎样被视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何从欢迎批评转到“引蛇出洞”?总之,为何整风运动突然变成反右派运动,最后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在此探究评述,这里要谈及的,只是同南宁会议反冒进一事有关的思想来源,看来,从1956年到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时,因受苏联、东欧形势的影响(认为中国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土壤),毛泽东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即所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形势,不论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把许许多多善意批评、肺腑之言甚至稍不顺耳的正确建议,统统视为右派进攻,把刚刚讲过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了。而且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以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界标。同时还以政策代法律,以群众斗争代司法程序,使八大规定的法制建设渺无希望,人治代法治更加合理升级。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的努力,国务院向6月间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报告中,写上了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论刊《人民日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关于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作了深入阐述。由此,反冒进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这样谈道:“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因此,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共识。在压缩指标,反对冒进上,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或同有关人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已经有了工业速度应当加快乃至可能加快的想法,以及中华民族应当有点雄心壮志的气概,他只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中,讲过这样的话: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颗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首先是接近它。关于发展速度,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比苏联快一些。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18日。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郑重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同时,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远不如1956年,农业因水旱灾害较大而没有达到计划指标(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这种很不恰当的背离实际的估计。对反冒进提出了错误的批评: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认为党的委员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②。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他认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是非常必要的。“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③。他还预料,反右斗争的胜利,“将使我国社会面貌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潮”。他还谈到中国的建设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④。由此可见,这种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是工作成绩上多了点少了点的问题,而是对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建设快慢的批评。1955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或者认为这是一种四平八稳、缺乏革命精神的旧历书)”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节。原先一开头就谈两类矛盾的区别。这次改写,扩充成很长的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同时,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

八大开完之后,在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过程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和经委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方针”。鉴于东欧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提到毛泽东常说的,“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话。从而确定1957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和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周恩来说:“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议论了这个方针和计划控制指标。毛泽东在会上还这样说道: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没有什么。1957年1月下旬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经济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并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这些方针和论点,当时为我们经济战线的工作人员所深刻体会。由于及时批判了冒进的思想作风,坚持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的计划完成得很好,是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工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4.5%,钢和煤的增长都在10%以上,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20%多。1956年国家财政、物资等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第三,为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将一部分职权分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经济体制作了一些改进的规定,陈云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工商业的经营,除国家和集体为主外,应允许个体经营为补充;市场调节为辅,应允许企业有一定自由,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流通管理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统一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允许某些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④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⑨

①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六月十二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1956年反冒进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而实际是经济建设方针上,由于毛泽东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而来。这就需要回顾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情况。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

○形势是一边倒,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的主角首当其冲,不得不一再检讨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柯庆施说“上海的形势一片大好,没有冒进”,及时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为南宁会议做了先导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他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特点——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于这个大变动,引起了社会诸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多种多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讲到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央的意见是只能“放”不能“收”。党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

  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在内容方面,主要作了以下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毛泽东最后表示: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毛泽东讲话结束一个小时后,乘专列离开济南,第二天(十九日)清晨到达徐州,在徐州改乘飞机,十二时到达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毛泽东这次讲话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就是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意思,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十二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讲到或者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是他所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思想有一些乱”这种情况在他头脑里的反映。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他的重视,使他力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作出新的说明。

  反击右派的声势造起来以后,毛泽东一边召开不同范围的会议,研究情况,指导运动;一边继续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修改《正处》讲话稿。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了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⑧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⑨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⑩以上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情况及批语,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修改过程稿。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这时,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六月十六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27日。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53页。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为了总结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开会地点选择在青岛。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手稿,1957年8月1日。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①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这次修改,对各节标题和顺序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④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十七日晚,在上海会见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澂等,一起吃了晚饭。十八日上午,在离上海前,专程到上海国棉一厂看了大字报。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第五节,对七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更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内容,扩充了篇幅,加重了分量。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⑧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既是毛泽东的精思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⑾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④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④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42页。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他在通知中说,“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②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⑨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的谈话纪要,1957年10月7日。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这篇文章也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例如:“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探索从政治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吴冷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六月七日上午,毛泽东约胡乔木和他去,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接替邓拓工作的问题。以下是吴冷西回忆的摘要。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①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

  下午二时,离开盐官镇。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⑩

  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⑿

  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地批评,甚至只是对党的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③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⑦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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