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为邓小平的复出埋下政治伏笔

经过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①(①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信中最后提出,想同汪东兴见一面,谈谈他的感受。邓小平的这封信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转给林彪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邓小平的表态,一定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印象。一是说明邓小平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毛泽东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在以后的讲话中还曾提到此点。二是证明毛泽东决定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是正确的。而恰恰是这一决定,为以后邓小平的复出留下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伏笔。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2月。)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②(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全国上至国家元首、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生产队长,不知有多少人因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罢官批判、打翻在地的命运。但是,这并非毛泽东的意图,而是林彪、江青蓄意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结果。毛泽东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哪些人可以打倒、哪些人可以冲击一下、哪些人不能打倒、哪些人将来还可以使用,心中是有所考虑的。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③(③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对于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一直有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和各国反动派的巨大压力,各项工作都以要准备打仗为前提来进行部署,国家长期处于临战体制,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邓小平能打仗的特长更是念念不忘。

  这时,出人意外地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件事是林彪、江青联手发动的。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几天后,担负查找任务而到钓鱼台的傅崇碧被江青诬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替傅崇碧说话,又再次得罪了江青。在林彪、江青眼中,杨成武等已成为他们的“异己力量”,便发动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一个个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动群众组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批倒批臭。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却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03、339、3加、374页。)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稿的批语,手稿,1968年4月6日。)后来,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①(①毛泽东同出席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复杂的环境中,毛泽东仍然在各种不同场合,对邓小平作了正确的评价。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最后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把邓小平排列在第四位。虽然由于江青的反对,邓小平的顺序后来被排在了第六位,但仍然居于靠前的重要位置。

  基于这样的认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③(③1968年4月1O日《人民日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

1967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一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单独谈话中,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有所区别。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以后,各地陆续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注),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指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内战笔者注),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吸收新鲜血液,要吐故纳新;党纲要修改,不要写得太长。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虽然仍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但同时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把刘少奇与邓小平拆开,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简短的话语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表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既多又复杂,反映了毛泽东的多种考虑。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之所以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正是源于毛泽东的意思,即毛泽东的政治安排。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在政治上是有所考虑的,在人身上也是保护的。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插手。毛泽东对任何问题的考虑,历来具有大政治家的宏大气魄,任何人都难以望其项背。汪东兴在20世纪80年代曾回忆说,毛泽东从来不受任何人支配。从毛泽东考虑问题和作出重大决策历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想来看,把刘少奇与邓小平拆开,无疑是毛泽东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当然,在1967年还没有任何人能看到这一点。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1月时,刘少奇已经被扣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帽子。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内的刘少奇专案组,正在以各种手段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这些已成定局,只是尚未履行组织手续罢了。

  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林彪、江青等人此时已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因此,毛泽东强调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区别一下,这就极大地遏制了林彪、江青等人妄图彻底打倒邓小平的图谋。

  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在会上受到诽谤、诬陷和批判。(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旨意,在全会小组会上当面诽谤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原97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面挑选了10名,在会议的第一天补为中央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等74人。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共有133人,但其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在这次全会上,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

  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

  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①毛泽东关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

  这八篇讲话是:

  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好事。”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①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

  8日。)

  —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年5月19日。)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毛泽东说: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

  报导是这么写的:

  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①(①毛泽东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③(③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①(①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②(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毛泽东 林彪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

  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

  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

  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

  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②(②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推托:“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①(①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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