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家:汪曾祺简介_汪曾祺作品、小说、散文集_汪曾祺谈吃、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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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女孩问明海是要去当和尚吗?明海点头。女孩问明海当和尚要烧戒疤,怕不怕?明海含糊地摇了摇头。女孩又问,你叫什么?明海。在家呢?明子。小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菩提庵。——给你!小英子就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这就是小明子与小英子的第一次邂逅。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女孩的懵懂爱情就此泛起了涟漪。

汪曾祺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摘要: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
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

“我与我周旋,宁做我,我与我比我第一。”这是汪曾祺晚年时说过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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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
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束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例如,在当地,出家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它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不比别的职业低贱,庵中的和尚不高人一等,也不矮人三分,他们照样有人的七情六欲,也将之看作是正常的事情,并不以之为耻:“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他们可以娶妻、找情人、谈恋爱,还可以杀猪、吃肉,唱“妞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这样的酸曲。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纯朴,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正所谓“饥来便食,困来便眠”。庙里的和尚是如此,当地的居民也是如此,英子一家的生活,男耕女织,温饱无虞,充满了一种俗世的美:“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孛荠庵都闻得见。”《受戒》表面上的主人公是明海和小英子,实际上的主人公却应该是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这个桃花源中诸多的人物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其情感表露非常直接而且质朴,他们虽然都是凡夫俗子,却没有任何奸猾、恶意,众多的人物之间的朴素自然的爱意组成了洋溢着生之快乐的生存空间。作者以一种通达的甚至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这种生活,没有丝毫的冬烘头脑与迂腐习气,他塑造的这个空间是诗意的,而又充满了梦幻色彩。不过明海和小英子虽然不能完全算作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他们那种纯洁、朴素、自然而又有一点苦涩的爱情却确实可以给这种理想赋予一个灵魂。在汪曾祺笔下,明海是聪明的、善良、纯朴的,小英子是天真、美丽、多情的。他们之间朦胧的异性情感,呈现出浪漫的、纯真的色彩,在人生的旅程中奏出了一曲美的旋律。这种情感发自还没有受到俗世污染的童心,恰恰股以成为这个桃花源的灵魂的象征,所以作者把它表现得特别美。譬如,明海受戒后,小英子接他回来时,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先是大声然后是小小声说:“要–!”英子把船划进了芦花荡,小说接着这样描写:“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檫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小说中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他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7.《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这种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8
这不但是文章三昧,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我们一开始就讨论的《受戒》叙述上的信马由缰,实际上也与作者自己的生活理想相一致,是一种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的有意追求。

汪老先生是我十分喜欢的一个老人,喜欢汪老文字中流露出来的一派天真,喜欢他对世间寻常万物的怜惜珍爱之情。他的文字很淡,所写的小说不大有跌宕曲折的情节,但有的是意境之美,如青橄榄,如芦花荡,十分耐嚼,回味甘甜绵长。读他的文字,时常会激起我对平凡世俗烟火生活的感激欣赏之心,是一遍一遍重读亦不觉厌倦的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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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文章中关于和尚杀猪的描写也让我不舒服。不杀生,本身就是和尚的戒律,然文中的和尚杀了,“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只不过在猪临升天时假惺惺地多了一道“往生咒”。恶心!有这种伪善的和尚在身边,这里还是“桃花源”吗?

汪曾祺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再说小英子一家,赵大伯是田场上样样精通的好把式,不仅脾气好,身体也结实的像一颗榆树;赵大妈也是精神的出奇,她不仅家乡菜做得可口,而且剪的花样子也是众家嫁闺女的稀罕物;两个宝贝女儿更是漂亮,大英子文静,已有人家,小英子活泼,成天嘻嘻哈哈,像只喜鹊。由此村庄独特的幸福生活可见一斑。
汪曾祺淡淡的文笔描述了这样一个地方,没有苦涩,没有勾心斗角,可以不包容一切原始欲望的世外桃源。荸荠庵里,二师父在俗世是有家眷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凉;三师父更是人不仅漂亮,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然而却没有人指责,这一切的荒诞在村庄里是如此和谐。

中文名:汪曾祺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高邮市
出生日期:1920年3月5日 逝世日期:1997年5月16日 职 业:散文家、戏剧家
、小说家 毕业院校:西南联合大学
主要成就: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品:《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黄油烙饼》《葡萄月令》

小说的最后,作者是把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情和温馨渲染到了极致,那就是明海和小英子的恋情在回家途中的瓜熟蒂落,那一段优美的文字令所有的读者读后无不悠然神往。本来,明海刚刚受了戒,等于在出家人的人生中完成了一个重要仪式,沙弥头、沙弥尾的前景开始在他的眼前浮现。殊不料小英子对所谓的沙弥头、沙弥尾毫无兴趣,她所想的,是给明海当老婆,而且要他马上回答要不要。明海头上的戒疤余痛未消,此刻却要马上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明海似乎很快就被小英子给俘虏了,回答了“要”以后,两人的小船就划进了既充满诗意、又引起人不尽联想的芦荡,小和尚这会儿头上的戒疤恐怕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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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戒》中,明海的家乡管“出家”叫“当和尚”,感觉就像我们今天去“当老师”、“当记者”、“当编辑”似的。只是一种可以赚钱的职业,并没有太多神圣的味道。而且明海出家是早就计划好了的,因为他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于是在他七岁那年,家里人便决定让他当和尚。当和尚也是靠他舅舅的关系。文中说道:“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换做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包吃包住,收入不菲,工作不累。”这样好的工作,就连明海自己也觉得在情在理。这是小说的第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受戒”的缘起。

汪曾祺受戒

《受戒》是汪曾祺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作品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汪曾祺受戒内容简介

庵赵庄有座荸荠庵(实为“菩提庵”,被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庵内13岁的小和尚明海因为家里人多地少而被舅舅带来出家的。他舅舅是庵里的当家和尚仁山。庵内和尚们并不恪守戒律,一样过着俗世的日子。明海在第一次来庵上的的路上认识了小英子,小英子家住在荸荠庵附近,明海老往她家跑。明海会描画,这一技艺令小英子即将出嫁的姐姐着实风光了一回——大英子照他描的画绣出来的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一起栽秧、薅草、车水、放割稻子、打场看场。四年以后,明海就要受戒,受了戒就能做“沙弥尾”,将来能做方丈。小英子划船送他去善因寺受戒。数天后,小英子又划船把接受过戒的明海回庵赵庄。回来的路上,小英子要明海不要当沙弥尾也不要当方丈,天真的明海一概应下。当小英子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大声说:“要!”[1]

汪曾祺受戒创作背景

文革结束后,中断小说创作多年的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这一阶段他的小说基本上以早年间在故乡高邮的生活为创作素材[2]
汪曾祺少年时为躲战火随父、祖在乡间小庙住过半年多,当时有一户赵姓人家住在庙的附近。经过40多年的人生积累,年过六旬的他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生活经历,感到像小英子那样的农村女孩的感情是健康、美好、富有诗意的,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决定要把那种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样态写出来。除了和尚庙、庵赵庄中诸人都有生活原型外,他还把祖母擅长剪花样的生活细节嫁接到了小说人物赵大娘身上。

《受戒》完成后,由于自知作品的题材、风格不合于当时的文学主流,所以汪曾祺一开始并不奢望发表,只给朋友和同事看过初稿。1980年7月,北京文化局系统召开党员干部座谈会,会上杨毓珉偶尔谈到了《受戒》,说小说写得很美但恐难以发表。在场的《北京文艺》负责人李清泉听后很感兴趣,遂问汪曾祺要稿子。8月,汪曾祺把定稿转给李清泉并附了一份短柬,提到发表它是要有一些胆量的。尽管刚刚拨乱反正,人们对“极左”思潮还心有余悸,但李清泉力排异议,于《北京文学》第10期(从该期起《北京文艺》更名为《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受戒》。

文章采用的是回忆式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这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颇为神似。不知道汪曾祺先生创作此篇时是否受到了这位法国文豪的启发。如果是,那么此作可以说既有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诗情画意,又有西方意识流的不拘一格,堪称是一篇中西合璧的文学佳作。

汪曾祺人物轶事

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着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着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受戒》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如同品了一杯淡淡的清茶,口有余香。总体来说,无论文笔还是故事都写得很美,有点沈从文小说《边城》的感觉。小说里世界仿佛梦里桃源,只是里面人并非为了避世,而是本来就生长在那里,俗世中人有的他们都有,甚至比俗世中人更自由,更快活。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受戒》中的桃花源,仿佛一个原始的乌托邦,一个宁静美妙的世界。
这是一篇理想的乐土,在庵赵庄的人们心中,和尚种地、织席、箍桶、画画与常人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是自由平等的职业人。而赵大伯一家生活自由欢乐,自给自足,从这家人的生活,就可以看出庵赵庄芸芸众生的一斑。

汪曾祺家世成员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
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第一个继母姓张,后也死于肺病;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小说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原来这都是作者的一个梦啊,怪不得写得那么美,只是这梦后来怎样了,明子会为了娶英子,刚“受了戒”又马上去“破戒”吗?抑或这个结尾还蕴含着更深远的寓意?作者没有再写下去,对比《边城》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索空间。

汪曾祺简介个人资料

小说的第三部分,明子要去“受戒”了,英子问他:“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真的”“受了戒有啥好处?”“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搭。”“什么叫‘挂搭’?”“就是在庙里住。有斋就吃。”“不把钱?”“不把钱。有法事,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还要有一份戒牒。”“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当和尚也要文凭,有了这文凭,不仅在本寺,到外面寺庙混饭更容易,明子当然要去搏一搏,同时也为了完成家里人的期望。

汪曾祺文学写作特点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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