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传: 第六章 难言的不幸

  快到八月半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在商提宜附近一个别墅里住下了。这个别墅也是布罗妮雅发现的,她把这个幽静的住处租了几个月。同比埃尔和玛丽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老德卢卡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他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叫“禄”。
斯可罗多夫基教师和海拉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这所颇有诗意的房子,藏在树林中,与外面隔绝,树林里满是野鸡和野兔,地上盖满了铃兰花的叶子,真是可爱极了;而住在里面的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的情谊,也真是好极了比埃尔·居里得到了他的妻族的永久爱慕。他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谈科学,同小“禄”很严肃地交谈,小“禄”刚三岁,好看,滑稽,愉快,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居里大夫和夫人有时由梭镇到商提宜来看他们,大桌子上就又添了两份餐具,话谈得很热烈,由化学说到医学,再说到儿童教育,由社会思想泛论到法兰西和波兰的一般观念。

  分娩很痛苦而且时间很长。终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个肥胖的婴儿,头上竖着黑发。又是一个女儿:取名叫艾芙。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当时的报纸上登载比埃尔的相片,旁边就是玛丽的相片——形容玛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妇人,风度优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感觉敏锐,
同时对于深奥的事物有一种好奇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和一只在饭厅里火炉前缩成一团的叫做第第的猫的相片。这些相片旁边有很美的文字描写那所小房子和实验室,写居里夫妇愿意独自贪图幽趣和清贫风味的两个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贤士之庐”,
成了一所“可爱的住房,地址很远,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静的区域内,在城堡荫蔽之下,里面隐藏着两个大学者的亲密快乐”。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比埃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实验室主任就是玛丽。直到此刻,不过是容许这个年轻的妇人在实验室里工作而已。玛丽所完成的关于镭的研究,即没有名义也没有报酬。到1904年11月才给她固定的职位和薪金——一年2400法郎!她这才第一次正式进入她丈夫的实验室。

  在她看来,安静的、受着威胁的巴黎在九月初的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有一种它从来不曾有过的美丽和价值。但是街上已经在传布着一个消息,其猛烈不下于海啸。德国军队的进攻已被粉碎,马纳战役业已开始!

  1895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他发现了一个有天才的伴侣,觉得欣慰无限;就希望她也像自己一样,完全牺牲在他所谓的“主要思想”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N.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这些斗争和这些胜利使她身体上发生以改变,给她塑成了一个新的面貌。看玛丽·居里刚过30岁的时候照的相片,不能不感动;以前那个健壮而且略显矮胖的女孩,已经变成一个清灵的妇人。有人想说:“这是一个多么动人、奇特而且美丽的妇人啊!”
但是不敢说出口,因为她那极饱满的额部和向另外一个世界望去的眼光,会镇住他。

  在赠款项下,有给波兰学生的,给玛丽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给实验室的工人们的,给一些亟需钱用的赛福尔女学生的玛丽想起从前很亲切地教过她法文的一个很穷苦的妇人——德·圣一欧班小姐,现在是科兹罗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兰,在波兰结了婚,她的最大的梦想,乃是重游故乡;玛丽给她写信,请她到法国来,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华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费。那个善良的妇女总是含泪谈到这个没有料到的莫大快乐。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在玛丽·居里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万金法郎奖金,是瑞典学者对两个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违反科学精神”的。而且这是减少比埃尔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机会!

  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她和伊雷娜有过一次重要的商议。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中。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只有一件给居里夫妇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比埃尔从此将有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这对新婚夫妇在十月搬到格拉西埃尔路24号去住,这所住房很不舒适,唯一可爱之点,乃是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大花园的树木。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这是她一生中觉得没有力气作任何事情的期间,而就在这个时候,两种不相符的使命在折磨着玛丽。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能叫这个有天才的妇人听一个主任的指挥么?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有人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玷辱她近年来显扬了的辉煌名姓;虽然她的生活很严肃,很谨慎,而且近几年来特别可怜。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

  有人问起居里夫人自己的意见时,她茫然地回答说,她还不能考虑,她不知道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心不在焉地听着她公公对她叙述她应该接受的重大任务的一些细节,只用几个字回答
:“我试一试罢。”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1906年复活节,天气睛朗。比埃尔和玛丽在室外,在舍夫律兹-圣瑞米的平静的房子里过了几天。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6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他到了高替叶·维亚尔那里,看见门关着:工人们罢工了。他转身走上多非纳路,马车夫的喊声、附近码头上开过的电车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这条街十分喧闹。巴黎旧区这条狭窄的路上多么拥挤呵!马路上差不多只能容车马通过,而在下午这时候行人太多,人行道显得太窄。比埃尔本能地找人少的路走,他有时候走在石铺的路边,有时候走在路上,步伐很不稳,心里在默想着事情,眼神集中,脸色郑重。他在想什么呢?是在想他正进行的试验?是在想他的朋友余班的工作?余班提交科学院的论文,现在正在他的衣袋里装着。是在想玛丽?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这个有名望的长者把居里夫妇的成功看作自己的事,对他们的研究引以自豪,好像这些研究是他自己的成绩。他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在走路的时候,他慈父般地用一只手臂搂着比埃尔的肩膀,并以真挚动人的愉快神色把巴黎给他带去的礼物指给他的合作者看。那真是物理学家的礼物:封在玻璃瓶里的一克贵重的镭。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居里夫人与荣誉有约会。她使自己变得很美。

  他已经在沥青路上走了一会,跟在一辆向诺夫桥慢慢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到了这条街同码头交叉的地方,喧闹声更大了。一辆开往贡德的电车刚刚沿河驶过,两匹马拉的一辆四轮重货车正由桥上过来,横越车轨,疾驰进多非纳路。

  比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前途的庙宇”终于在那个不平常的七月里落成了。现在只等着它的镭、它的工作者和它的领导人。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过了几个星期,玛丽因为在人前说不出她的悲苦,就完全陷于沉默孤寂之中,这种孤寂有时候使她惊惧地叫喊起来。她打开一本灰色的笔记本,颤抖着写出那些使她窒息的思想。在这几页到处涂改、渍满泪痕、而且只能发表几段的文字中,她对比埃尔说话,呼唤他,并且问他问题。她试着把拆散他们的悲剧的每一个细节记述下来,使这种记忆从此永远折磨自己。这个短短的私人日记——玛丽的第一个日记,也是她唯一的一个日记,反映出这个妇人一生中最悲痛的时期。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失去了伴侣,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20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有人先给她送来了在比埃尔衣袋里找着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枝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表的机器还在走,表蒙子也没有碎。末了,在晚上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那个平静和蔼的脸。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1914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1918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20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居里夫人奇迹般地找到一个能落坐的地方,并且还能把那个沉重的包裹放在她面前。她决意不听车箱里悲观的谈话,凝视着窗外阳光普照的田野。但田野上的一切是一派失败气象,铁道沿线的公路上不断有向西逃去的成行的汽车。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如此,这些官方计划的用处就缩小了。

  X 光汽车,X 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他抚摸他妻子的面颊和金色头发,并且低声说
:“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玛丽。”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那辆货车有五公尺长,装满了军装,停在门前。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们适应着新的生活。比埃尔备课,玛丽仍和从前一样在赛福尔教书,两个人在居维埃路那个狭小的实验室里见面。安德烈·德比尔纳、阿尔伯·拉伯德、美国人杜亚纳教授,还有几个助手或学生,都在这个实验室里继续研究,都低头看着他们当时作实验用的不坚固的设备。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不久,玛丽遵照医生的明确嘱咐,不再给她的女儿喂奶;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间、夜里仍替伊雷娜换衣服、洗澡、穿衣服。乳母带着小孩在蒙苏利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实验室的仪器前面忙碌,并且起草她的磁化研究报告,后来在“全国工业促进协会报告书”上发表。

  这个学者喃喃地说 :“我吃了煎牛排么?”然后表示和解地又加上一句
:“可能吃了罢!”

  她到波尔多去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时却引起热烈的评论。一大群人围住这个怪人——“这个要回到那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留心不让人知道她是谁,但是话比平常说得多,尽力想平息那些使人惊慌的谣传,并且温和地说巴黎一定“可保”,
居民一定不会遭到任何危险。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一件突如其来的灾祸,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改变,永远不再恢复原状;这是很普通的事,并不新鲜。虽说如此,那几分钟时光,对于玛丽的性格,对于她和他的女儿们的命运,确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不容忽略的。玛丽·居里并没有由一个幸福的年轻妻子变成无法安慰的孀妇。她的改变不是简单的,却比较严重。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比埃尔用他那美妙的文笔,给他的上司们写了一封客气而坚决的信,新职位既然不供给工作室,也不供给研究经费,他愿意辞职,仍留在P.“.N.学部,仍教那么多的钟点。在那个小地方,玛丽和他倒还可以多少作一些有用的工作。

  玛丽现在常从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在那里拟定计划并且与工程师讨论。这个头发斑白的妇人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当然想着她个人的工作,但是她尤其愿意建筑一个可以用30年、50年的实验室,愿意这个实验室在她化为灰尘之后可以用好多年。她要求宽大的屋子,要求能使研究室充满阳光的大窗户;她还要一个升降梯,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会使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如何气恼她要自己栽种蔷薇,挥动着铲子,用双手在没有盖成的墙脚下堆土,她每天浇水。当她立起身来站在风里的时候,她似乎是在看着那些无生气的石头和有生命的树木一起长高。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当晚,她在脱衣服的时候对比埃尔说
:“我简直想不到世上有这样的珠宝,真是美极了!

  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公债、“
国民捐款”、“自动捐献”并且正如玛丽预料到的,一点一点地消耗完了。居里夫人把她的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收款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是很愤激地拒绝把那些光荣的奖章送去销毁。玛丽并不觉得高兴,她认为这种拜物主义是荒谬的,她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居里夫妇没有参加这次聚会。法国公使代表他们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状和金奖章。比埃尔和玛丽身体都不好,而且工作太忙,不敢在隆冬长途旅行。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有一个有钱的妇人知道了这种情形,颇为感动,自愿帮助居里夫妇,并提议给他们在安静的郊外建筑一个研究院。比埃尔·居里有了希望,他把计划和愿望对她一一陈述。

  她这样不无虚伪地推论着,给指导她的本能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个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在本能上不喜欢逃避行动,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她决不让得胜的敌人走进无人照料的居里实验室而自鸣得意。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1859年5月15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星期日下午,在天气晴朗时,这些人就聚在花园里。玛丽坐在树荫下,靠近艾芙的小车,手里拿着针线活;但是她的缝制和补缀工作并不妨碍她注意全部谈话,这种谈话在别的妇人听来,简直比用中国话讨论问题还要深奥得多。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健康状况与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居里夫人愿意有个小孩,可是这样难受,不能照旧不疲倦地在仪器前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真是使她烦恼。她在9月12日生了女儿伊雷娜,一个美丽的孩子,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大夫负责助产,玛丽咬紧了牙关,不哼一声。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罗大夫同副校长李亚尔彼此达成谅解,解决了争论。大学和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各出40万金法郎创设一个镭研究院;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的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查教授领导,专研究癌瘤治疗方法。这两个孪生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发展镭学。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像堡垒一样,拒绝闲人闯入;比埃尔和玛丽在里面仍旧过着简单隐遁的生活。家务方面烦心的事,已经大为减少。一个干粗活的女仆承担了一应重活。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料理烹饪和开饭;她看着她的奇怪雇主的专心态度,总是惊异得大张着嘴,而且时常空自等着他们称赞她做的烤肉或马铃薯泥。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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