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后一次约谈彭德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这样总结法才好,就是锋芒对着右倾。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在《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作者苏维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杨尚昆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摘登如下。

  月2日。)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若干年以后,黄克诚回忆说:“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9、260页。)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
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

  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

  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评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搜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懵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
“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做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

  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①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
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桃花源里可耕田?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为有牺牲多壮志,’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③(③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倾向,在这里讲讲。”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毛泽东的这些步骤,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怀等主要的几个人。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

从纠左转向反右

  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

  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①(①指在天安门广

  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但当时与会者们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①(①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说不紧张是假的。”

  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明显地是针对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出的反应。点到历史上的四次路线,点到“有失有得”,更显然是指彭德怀,只是没有说出名字。毛泽东接着说:

  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

  遍地英雄下夕烟。

  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

  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

  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从八月十日至十六日,毛泽东连续写了几个长篇批语和通信,对彭德怀,对所谓“军事俱乐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进行批判,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十一日的讲话。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②(②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9年7月13日。)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谈到总路线,他说:

  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①(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

  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

  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

  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

  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①(①

  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①(①王任重日记,1959年8月21日。)

  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

  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6日。)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②(②关于两本书,毛泽东说:“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所说的《哲学小辞典》应为[苏]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建议信。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③(③毛泽东《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手稿,1959年8月15日。)

  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

  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后来,利用赫鲁晓夫十月访华的机会,向他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似乎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口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10月4日。)

  庐山会议错误地决定“反右倾”,使得持续不到一年、成果还很不巩固的纠“左”付之东流,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就是很难避免的了。

  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2、253页。)

  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

  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

  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

  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

  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

  毛泽东最后说:

  一山飞峙大江边,

  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这些批语,使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调子越来越高。

  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

  跃上葱茏四百旋。

  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

  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

  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

  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1964年4月2日,

  故园三十二年前。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

  由此而来。”

  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

  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

  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

  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

  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整个会议被紧张气氛所笼罩,批判的调子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

  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

  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

  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

  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

  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

  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把列席的四个人留下来,又谈了一阵。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怀和那封信的影响。毛泽东对争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①(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第181—213页。)

  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

  “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这是全篇讲话中最厉害的一句话。

  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具体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冷眼向洋看世界,

  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

  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

  他说:“我们跟彭德怀同志个别的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这些同志,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

  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

  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

  关于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日看,二日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②(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毛泽东是要充分肯定成绩的,但他也并不完全赞成那些护短的人。他希望把缺点、错误尽快改掉,取得主动,以利继续跃进。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他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③(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2页。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挖苦,并首次提出“军事俱乐部”这个称号。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日:‘痛改’。”①(①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手稿,1959年8月2日。)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去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②(②庐山会议档案。)

  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

  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

  彭德怀是在访问东欧等七国后立即上山的,参加了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后,他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开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48号。)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谅。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去计算,要多少煤、

  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使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09页)

  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

  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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